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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澤平預見2019——中國經濟有望年中觸底，否極泰來
中國網地產 謝紅玲 陳伊穎
從2016年的6.7%，到2017年的6.8%，再到2018年的6.6%，近3年里，中國的GDP增速，顯然已離開了高速增長通道，進入了一個中速通道。
近年的經濟運行走勢，早在恒大研究院院長任澤平先生的意料之中。在2010年，輿論普遍認為中國經濟還能重回8%以上的高增速的時候，任澤平就參與提出了“增速換擋”的判斷。而在2015年4月時，他又預測到，“中國經濟增速換擋可能從快速下滑期步入緩慢探底期，未來3年經濟將呈L型”，并成為最后言中的少數派。眼下，3年已過，2018年的中國經濟，在庫存周期、房地產周期、產能周期、金融周期等周期的多重疊加下，如期按照L型走向發展，并經歷了第一次觸底。
近期經濟下行的壓力令整個社會一籌莫展。但在接受中國網地產的獨家專訪時，任澤平提出：在2019年上半年，中國的經濟還將繼續下滑，而在年中時候，經濟將實現第二次觸底，下半年有望企穩。從全年來看，在貨幣財政政策放松和幾大經濟周期自身力量的疊加下，對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不必過度悲觀，“經濟短期有下行壓力，但中長期樂觀”。2019：否極泰來！
在2月16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熱點前瞻論壇上，任澤平表示，“2019年股市肯定比2018年好，因為貨幣寬松了。”早在去年底，任澤平就提出“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將開啟中國經濟新周期”“現在A股很多都很便宜”，是少見的樂觀派。
觀點一：宏觀經濟將在年中二次觸底，下半年有望企穩
常見的經濟復蘇類型包括有L型、V型、U型和W型，而其中，L型代表的是經濟下行之后，仍在一定增速上保持平穩運行。表面上，L型是經濟增速從高速到中速轉換，但這背后，實質上是經濟結構發生了系統的變化，是要素投入到創新驅動，政府主導到市場主導的轉變，是深層次的改革轉型。
任澤平認為，從經濟周期運行看，當前處于六大周期疊加：世界經濟見頂回落、金融從去杠桿到穩杠桿、產能新周期筑底、房地產調控尾聲下半場、主動去庫存周期、新政治周期。2018年四季度以來，經濟下行、物價大降，量價齊跌，表明經濟周期運行從滯脹轉入通縮。當前經濟下行，有潛在增長率下降的趨勢性因素，也有外部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疊加，世界經濟見頂回落、中美貿易戰、金融去杠桿、財政整頓、地產調控、去庫存等疊加，經濟下行壓力加大。2018年四季度GDP創2009年以來新低，2018年全年增速創1991年以來新低。
與此同時，政策明顯轉暖，各部委持續出臺積極政策，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穩定總需求”“強化逆周期調節”。“但因為經濟走勢會存在下滑慣性，可能要到2019年中期才能觸底”。
具體而言，短周期的庫存周期和中周期的產能周期，是影響宏觀經濟走勢以及決定改革時機的兩股重要力量。
任澤平認為，我國當前處于庫存周期的主動去庫存階段，量價齊跌，拖累經濟，預計持續至2019年2-3季度左右，是經濟觸底的重要原因。本輪庫存周期運行的四個階段分別是：一是2016Q1-2016Q2，被動去庫存，量跌價升，復蘇；二是2016Q3-2017Q2，量價齊升，繁榮階段；三是2017Q3-2018Q3，被動補庫存，滯脹階段；四是2018Q4-2019Q3，內外需收縮，主動去庫存，衰退階段。由于合意庫存水平低，前期補庫周期力度淺、時間短，因此去庫周期對經濟的拖累相對較弱。
任澤平將產能周期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經濟繁榮的時候，企業家過度樂觀，導致產能擴張以及隨后的產能過剩。第二個階段，由于產能過剩，供過于求，供求格局惡化，引發通縮。在漫長通縮過程中，中小企業退出，大企業淘汰落后產能，這是一個供給出清的過程。第三個階段，產能出清尾聲，行業集中度大幅提升，剩者為王，企業利潤改善，開始修復資產負債表，為新一輪產能擴張蓄積力量。但因為剛剛過完冬天，企業對未來前景仍然謹慎，新增產能擴張不是很明顯。第四個階段，隨著企業盈利持續改善和資產負債表修復，我們終會看到新的產能擴張，一開始帶動需求，后期增加供給。他認為，新周期的核心就是產能周期的第三階段，當前則處于筑底階段。
觀點二：貨幣政策邊際轉松，融資環境改善，資本市場否極泰來
過去兩年，去杠桿、防風險一直是中國經濟政策的主基調，貨幣政策整體偏緊，融資形勢緊張。
任澤平表示，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宏觀調控政策應加強逆周期調節對沖，CPI、PPI雙降意味著企業實際利率上升，貨幣政策必須降息降準，金融監管政策應結構性放松支持實體經濟，減稅和基建應雙雙發力。宏觀政策既要防止對沖不及時、力度不夠，也要防止力度過大重走老路。
1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為進一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優化流動性結構，降低融資成本，決定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與2018年的四次定向降準不同，2019年開年央行送上的這份大禮包，是全面降準的回歸。這一次全面降準，也被視為2019年貨幣政策邊際轉松的佐證。
1月M2貨幣供應同比增速8.4%，為2018年7月以來的新高。新增社會融資規模4.64萬億元，同比多增1.56萬億元，存量增速10.4%，超預期反彈，此前連續14個月下滑。貨幣寬松和融資形勢改善。
任澤平建議2019年全年還要降準3次，并建議通過下調政策利率的方式進行降息。
此外，任澤平預測，之前金融監管一刀切的現象，在今年將得到校正，而今年國內的融資環境將有改善，定向支持政策還將增多。他預計今年里，無論來自銀行的、表外的，還是來自多層次資本市場，各行各業的融資形勢都將比2018年有所改善，但改善的幅度不盡相同，創新型企業、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改善力度相對可能會更大一點。
財政政策方面，則將更為積極。任澤平在專訪中做出研判：2019年的財政政策理念將從平衡財政轉向功能財政，并將出現兩個點發力，“第一個是大規模減稅，預計2019年減稅規模超過1.4萬億，減稅的方式也將更加合理，要立足于增強市場主體的獲得感，從縮減稅基式減稅轉向降低稅率的減稅，從碎片化減稅轉向一攬子推出的減稅，從政策式減稅轉向改革式減稅，從特定行業、特定主體的特惠式減稅轉向普惠式減稅；第二個就是加碼基建，提高赤字率，2017年的赤字率是3%，到了2018年降到了2.6%，預計2019年赤字率會再度上調到3%左右，就能打開幾千億的投資空間”。
2018年，由于金融去杠桿、財政整頓、中美貿易戰等疊加，股市低迷，股權質押風險大面積暴露。2019年，任澤平認為，隨著貨幣金融放松和經濟二次探底，資本市場有望否極泰來。
觀點三：中美貿易戰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建議建立零關稅的中美自貿區
關于中美貿易戰，任澤平在2018年初提出了三大基本判斷并被不斷驗證：“中美貿易戰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中美貿易戰，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他認為，中美貿易戰從狹義到廣義有四個層次：縮減貿易逆差、實現公平貿易的結構性改革、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的戰略遏制、冷戰思維的意識形態對抗。中美雙方要控分歧、避免誤判，在第一、二個層次多談判、合作、尋求共贏，盡可能避免將分歧引向第三、四個層次。今天的中國已經開啟市場化全球化導向的改革開放，不是40年前的中國，也不是二戰后的前蘇聯。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關鍵核心技術、軍事實力等領域跟美國的巨大差距，中國新經濟繁榮大部分是基于科技應用但是基礎技術研發存在明顯短板，我們必須繼續保持謙虛學習、改革開放。轉危為機，化壓力為動力。順勢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類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國產業升級應對模式），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開國內行業管制、降低制造業和部門服務業關稅壁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和執行、下決心實施國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大規模降低企業和個人稅負、改善營商環境、發展基礎科技的大國重器等。”
任澤平還提出中美自貿區的構想，“我們建議中方可以主動提出與美方積極推動建立中美自貿區，雙方零關稅，在中美貿易戰中擺脫被動接招應對。自由貿易有利于促進國際分工、發揮中美兩國各自的要素稟賦、實現雙贏，而且天然有利于制造業大國，這在歐元區、各自貿區以及全球化進程中均表現明顯，中國是過去四十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德國是歐洲經濟同盟的最大受益者。從理論上也成立，中國勞動要素整體低于美國而且制造業產業鏈更完整，中美自貿區能夠實現雙贏而且中國將是最大受益者，也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因此，建立中美自貿區將有助于化解中美貿易戰，化干戈為玉帛。繼80年代設立特區、2001年加入WTO之后，建立中美自貿區將開啟中國第三輪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助力中國從制造業大國走向制造業強國。同時，中方應該高調宣傳愿與美方共建自貿區，讓美方回到談判軌道、不要漫天要價，美方也應該受規則制約。”
觀點四：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的關鍵是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健
相比短期調控手段，任澤平更關注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的房地產長效機制的建立。他認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運行更多的是跟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中國的住房制度緊密相關的，未來政府需要在制度上有針對性地出臺一些政策、作出一些調整。按照“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而這個過程中的關鍵因素是“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健”。
任澤平重申他研究房地產十余年的一個觀點：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他表示，人是需求，地是供給，金融是杠桿，供不應求的地方，就會有價格風險，而供過于求的話，就變成了庫存風險。就人口而言，中國還有十年的窗口期，可以去調整住房制度。如何調整住房制度？他的第一個建議是：人地掛鉤。房地產要想平穩健康發展，就要實現供求平衡，而人地掛鉤就是實現供求平衡的重要途徑。
“根據我們對國際經驗的研究，人口都是不斷地在往都市圈流入。如此一來，我們的城市規劃和用地指標也要做相應的調整。比如外來人口到了一線城市，雖然他在這沒落戶，但是他實際上是一個常住人口，他有穩定的就業，他需要居住的地方。但如果供地指標還繼續供到他老家去，就不匹配了。我們大量的人都在往都市圈涌入，但是我們用地指標還在繼續供向一些四五六線城市，這就是典型的人地不匹配，人地分離。應該要把用地指標根據人口的衍變進行調整，這樣的話，才能比較好地去保障大家的居住需求”。
他的第二個建議是：金融穩健。就是房地產領域的金融政策不宜過松也不宜過緊，而要張弛有度，適當控制金融杠桿和貨幣供應，促進房地產市場長期平穩健康發展。不能為了短期穩增長的需要，對房地產金融政策過度放松，也不能為了短期宏觀調控需要，對房地產金融政策過度地收緊。
他的第三個建議是：做大量的制度變遷。比如：土地財政、招牌掛制度等等。他認為，政府需要正視土地財政的正反面，探討如何才能讓土地財政揚長避短，如何發揮好資源配置的作用，用土地財政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同時又能減輕地方政府的財務風險。
對此，任澤平建議可以考慮在部分比較成熟的地區，試點將土地財政轉為房地產稅，“當然這個過程是漸進的，絕對不能一刀切。比如有些地方，它的稅源比較豐富了，并不依靠土地，就可以逐步地用房地產稅來進行替代。但如果有些地方它還處在初級的發展階段，這時候就不要剝奪它通過土地財政獲得融資的發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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